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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歌苓推新作 曾赴澳门赌场体验生活

2014-1-17 13:21| 发布者: 雪天| 查看: 1174| 评论: 0|来自: 京华时报

      今年北京图书订货会上,严歌苓将推出新作《妈阁是座城》。1月7日,严歌苓接受京华时报专访时表示,国内这些年的变化让她感到晕眩和无比新鲜,很多故事是从脑海中蹦出来的。为了写好这个涉及赌博的故事,她到赌场体验多次。谈到《金陵十三钗》等揭民族伤疤的电影,严歌苓坦言:“我们这个民族太容易忘掉一些东西,直到现在我们也拍不出一部像《辛德勒的名单》那样的电影。”
  新书创作
  澳门赌场体验生活
  严歌苓此前曾创作过《天浴》《扶桑》《第九个寡妇》《一个女人的史诗》《小姨多鹤》《陆犯焉识》等作品,是中国当代最高产的女性作家之一。这次推出的新作《妈阁是座城》,严歌苓重新回到当代中国人的生活和情感中,视角对准大众并不熟悉的“叠码仔”群体。小说主要讲述了2008年至2012年,澳门赌场女“叠码仔”梅晓鸥和三个男赌徒的故事。
  “有一次回国内,一帮很富有的朋友,跟我讲了一些赌场的故事。我觉得怎么血淋淋啊、怎么这么残酷啊,我听完之后就到了澳门,去找赌桌另一侧的一些人——那些为赌场工作的人,了解他们的情况。这就是我这两三年来,一直在做的一个事情。”谈到这篇小说的创作初衷时,严歌苓觉得可能在国外待的时间长了,每次回到国内都感觉晕眩和无比新鲜,这个时代也充满诱惑,写作的时候很多故事都是从脑海中蹦出来的,“中国这二三十年的变化实在太大了,太魔幻了。”
  为了创作这部涉及赌博题材的小说,严歌苓专程去澳门的赌场里体验生活。她说:“我拿自己的钱学赌博,没想到第一次居然赢了,虽然赢得不多,还不到一千元。不过,第二次去就全输了。我就想找到他们痴迷的、白热化的境界,然后也没找着,但我学会了赌博,至少写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是懂赌博的。”在小说出版之前,有点“心虚”的严歌苓把书稿给澳门的朋友看,“我把小说给赌桌两边的人都看了,他们的评价是‘写得真像’,我也就放心了。”
  赌完之后写“情杀”
  《妈阁是座城》中的女“叠码仔”梅晓鸥拥有多重身份,她身边的三个男赌徒同样身份不同、性格各异。分别是北京的大房地产商段凯文、木雕艺术家史奇澜,以及梅晓鸥前情人、原国家某部委科技人员卢晋桐。小说除了描写社会物欲和赌场风云,重点写的是梅晓鸥的情感历程,将笔墨放在了“爱的救赎”上。
  严歌苓认为,梅晓鸥是社会畸形的产物,“她是诞生在社会转型当中的一个人,想自强,又向往虚荣,变成了别人的猎物。她身上有女人的种种弱点,尽管也有很多叛逆和积极向上的一面,但是在这个时代就成了一个畸形的产物,她既是男人的猎物,又是男人的克星,既是赌博的敌人,又是赌博的桥梁。有人通过她走向赌博、走向毁灭,也有人通过她走向拯救,她是多面的、复杂的一个人。”
  在严歌苓看来,通过梅晓鸥这个中心人物也可以观照这个时代。“当下这个社会处于转型的时代,充满诱惑,也非常魔幻。吃喝嫖赌抽,在社会转型的时代体现得特别有色彩。如果说要写魔幻题材,中国现在的都市社会就是很魔幻的,比如富人之间流行的喝红酒,花很多很多的钱去买一瓶红酒。我之前的小说《赴宴者》写了‘吃’,这个写了‘赌’,我还要写‘情杀’。”
  现实题材
  现实比小说更魔幻
  过去的一年中,很多作家都将视角重新对准社会现实,贾平凹、苏童、阎连科、马原先后推出了《带灯》《黄雀记》《炸裂志》《纠缠》等长篇小说。这也包括严歌苓在鲁迅文学院的同学余华,小说《第七天》出版后却引来众多争议,其中争议最大的就是对一些社会新闻事件的直观描写。
  严歌苓至今还没有翻看《第七天》,不过她觉得故事题材来源于新闻事件,这本身没有问题,“我的新一部小说《老师好美》也是根据真实案件来的,也借用了很多网上看到的故事。我觉得关键是作家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诠释这个故事,这就是一个作家怎么来理解文学的,或者是魔幻的,或者是大白话的。”
  谈到作家如何来描写社会现实的问题,严歌苓说:“我的看法是现实能够比我们创造出来的魔幻世界更加魔幻,很多东西作家写出来以后,人家就说你编造的吧。实际上,如果按照真实的情况来写,就成了通俗故事了。”
  在严歌苓看来,每个作家应该是在诚实、自然的心态下写小说,“应该诚实地问自己,你认为你写的东西是文学吗?如果觉得是文学,那你就这样写好了,也许是你的一种写作风格的探索,或者另外一次突破。我写的时候一般是这个事件会不自然地来找到我,觉得不写不行了,这样一种状态。”严歌苓认为,作家有权展示这个社会的生活面貌,也有义务为各种社会问题找到答案。
  作品改编
  张艺谋清心寡欲拍《归来》
  张艺谋执导的《归来》改编自严歌苓小说《陆犯焉识》,这是两人自《金陵十三钗》之后的又一次合作。严歌苓透露,小说《陆犯焉识》出版之前,张艺谋就看过书稿,要走了影视改编权,“张导说,他拍这部作品的时候不会被任何东西束缚,会清心寡欲地投入拍摄。我觉得这是我们比较合拍的地方”。
  严歌苓没有担任《归来》的编剧,她觉得导演有权用自己的思考来构建一部电影,“张导也说过希望我能够跟着剧组,但我实在是忙,还要照顾小孩,我的身体也不太好,经常失眠,肯定适应不了剧组的生活。”
  对于《金陵十三钗》《一九四二》这样的揭民族伤疤的电影,有评论家认为,有很多观众对电影中展现出来的历史和苦难,选择了逃避。严歌苓也注意到这个问题,她说:“我觉得中国人的苦难太多了,在我们的意识中有太多关于苦难的记忆,这个民族会选择一种防御系统,来筛选一些苦难记忆,这样才能投入到新的国家建设中去。如果现在重提民族的伤疤,还有观众在心理上想要逃避的话,我觉得是不可宽恕的。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直到现在还没有拍出像《辛德勒的名单》那样,让你想逃避都逃避不了的电影。”
  当记者问严歌苓,会不会像一些80后作家郭敬明、韩寒那样去拍一部属于自己的电影,她笑着说:“如果作家都要去当导演的话,我觉得我是中国最后一个当导演的作家。拍电影涉及到方方面面,导演需要有很强的控制力,我的性格来不了。” 记者田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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