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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人骑马来自远方

2013-11-11 15:23| 发布者: 三月| 查看: 7650| 评论: 0|原作者: 董夏青青

  ——读《一个人和新疆——周涛口述自传》有感
 

 
      当当网的快递师傅送来《一个人和新疆——周涛口述自传》时,我在看微博,有位编剧转了毛姆的一个小故事:“‘千万别把批评太当回事,’毛姆说,‘我的第一个短篇被某个书评作者苛评。我一肚子气,说了关于那个人的一些难听话。后来有一天,我把那个短篇又读了一遍,意识到他是正确的。的确肤浅,结构也糟糕。这件事我一直没忘,几年后,德国空军轰炸伦敦时,我往那个书评作者家的房子上打了一束光。’”
      看过这故事我笑得直拍床板,笑过了,又觉得失落。在我心里,这样的故事属于西方。我心里关于所谓的中国的、西方的故事,不是就展开模式、叙述要素做的区分,而仅仅就故事本身的意味,直觉性的,就知道说,哦,这不是中国作者能顺口讲出来的。
      这种故事的趣味性取得,一是需要作者长期养成的人格惯性,二得有坦白自己以及在此过程中暴露他人的胆量,并能监督自己所言不虚,三还得有自我打趣的风度。往往这些特质,对有“深藏不露”这种思维惯性的国人来说,不大好上手。中国人更愿意讲别人的故事,那种封闭的,彻底的“别人”的故事,不愿意冒“由此及彼的风险。
      关了电脑,打开这本书,坦白说,我这时候对它没有抱太大期望。这么说,不是出于一种写作策略,欲扬先抑之类,实话实说,原因有三:其一,周涛今年六十六岁,按年龄来说,是一位老人,天底下的老人脾性虽各不相同,却也有相似的地方,比如比年轻人更爱回忆、叙说年轻时所做的精彩之事,有时候没那么多人在一边耐心听唠叨,自己说不过瘾,就总想找个机会,把个人那些事记下来,形成自己一生价值凿凿的证据,或者反其道而行,临到老年,想起年轻时所做的荒唐事,心有愧疚,想给自己良心一个交代。这样写出来的自传,不是功德簿就是忏悔录,有什么好看;其二,周涛是诗人,一个文人说自己,可信度有多高?他是干文字这行的,最擅长用文字耍把式,他想夸自己就能夸上天,他想说假话,真的都说不过他,他这自传的“传”字,究竟从“水浒传”还是“托尔斯泰自传”中来?不好判断。再有,虽说诗人是赤子,敢口无遮拦,但赤子也是人,社会环境、人际往来,无不限制其表达,这本自传是公开售卖的,人人都能买得到,书里写的好些人还活着,他们的家人也活着,他对人与事的评判能说到几成?其三,文人一辈子在自己的一亩二分地里舞文弄墨,眼界能到哪里?人读书为有所得,他能否给出一两样真东西?这也不好判断。
      从翻开书看第一篇到看完,一口气,七个钟头。合上书,躺在床上,想起某处了,又爬起来开灯找出那章节重新读过。这本自传,写得太好。
      首先,直白。直白作为一种美学观念,在中国诗文传统中地位很高,不隐恶,不虚美是许多作者崇敬的一种创作观念。有的人写自传,觉得自己很直白,比如自己某某年在某某地做了哪些事,得了什么奖,换了哪个工作,工工整整地写在纸上。这是真实吗?是,但只是表层真实。如实记录自己一生的行进轨迹很容易,某年某月做了某事、去了某地,和某人一起,档案就是这么写的。真正的奥妙在于,人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为什么是去那个地方,是和那一个人?解释个中缘由是不容易的,它牵涉时代背景、客观环境、个人动机,往往最终是那些藏在心里的“小九九”,促成了人生经历一栏中的具体内容。就是这些“小九九”,这些在险境中为求生存、进化所做的挣扎与努力,多数时候并不体面。如果,这里的“直白”要深入人性,必然要求除了说事情,还得说动机,这就和人性过不去,人性本身是阻挠自我暴露的。况且别说人有羞耻心,狗被剃了毛也不愿出门让同类看见。
      然而周涛说起实话来,真不打磕巴。在《婚姻》一题的第一段落,上来就一句话,“这时要重振我的家庭,我只能通过改变婚姻状态,寻求新的支撑点。”
      哦,原来这个诗人的婚姻不是缘起于爱情,这一想,破了原先罗曼蒂克的想象,心思不但着了地,还给踩上一脚。在《柳耀华》一题中,说到这朋友当上公安厅长以后有了变化,给别人说周涛崇拜他这种话,文中一句话作结:“我当场就把他驳回去,我什么时候崇拜过你?荒唐!你不就是个厅长吗?当时还是一个副厅长,一个副厅长还值得我崇拜?”这一段又看得咋舌,他一个知识分子,面对有地位的官员,原来有过这样的想法。
      在《官》一题的结尾,他说,“新大当时看着比较优秀的一些人,没有几个当上官的。……当婆婆的人首先要能当媳妇,我当不了媳妇,我一辈子受不了人家对我指三喝四的。”只这两句话,大家就都看得明白。接着,在《“文革”》一章的《王恩茂》一节中说王恩茂当初有意让他做秘书,周涛说,“我想了一下,我这个当不了秘书,我要当秘书就把他害死了。”,为什么?“我当不了秘书,我不会看眼色,不会伺候人。”
      这样闪电般的小段落在书中不胜枚举,无不直截了当,张嘴就来。我看得过瘾,心生敬意。
      说真话多难啊,不然如今社会,不会是给领导写发言稿的人多,当作家的少。国人的基本常识,是活得力求叫人琢磨不透,从来只说台上十分钟,不谈台下十年功。因为社会权力的运行就是由秘密构成、秘密推动的。有人得见了秘密背后“机关”的运作法则,也打死不会说,一方面因为经验得来不易,不能让人拿走,再说了,浑水摸鱼,大家都能看明白,那不都卷裤腿动手了,因而宁可推波助澜,让其玄之又玄。二是因为窥见某一类运作法则的前提,需要先行进入这“机关”内参与运作,他很可能吃了不愿意说的亏、受了不光彩的待遇,挫败的自尊命令他不得把这些说出去。
      在这里,周主任表现出的真,有一个知识分子的悲悯。我想,他在说书里这些话时,一定想过我们看书的人,能从中悟到什么。他写自己这一家人如何随政治气候而动、写如何从有潜力当官的人变成了诗人,再到写身边人在政治浪潮中的沉浮,写成了的官、败了的官,得意的文人、失意的知识分子,就像电视节目里的厨师,说自己如何炒出一个菜,开多大火、用的什么材料、哪几种调料,炒出来是香、是糊了,他都告诉你,用大家都能听懂的话讲。
      还比如,在《玩伴》一题中,写到他一个年少时的玩伴,讲自己作为代表被派去参加全国青少年乒乓球比赛,而这个球打得比他还好的玩伴落选了,对这个事,周涛说“我那时候人生充满阳光,到哪都顺,腰杆硬。出身好,条件好,我是社会的宠儿,他是社会的弃儿。”等到了《吉木萨尔》纪事的《何处是家》里,周涛说“我后来搞文学和我父亲的倒霉有关系,他倒霉以后我就比较低调,心里有鬼,有软肋,老实多了,不敢再张扬了。”周涛对自己从二五八万落到矮人一头的状态不加修饰,说出来了就让人琢磨,他这变化是什么造成的?周涛随后把自己的总结说了,“你背后没有势你什么都不是,……所有人都是势的产物,即便他没有意识到,但是他其实不是他,他是一个社会背景下的产物。你看哪个家伙那么牛哄哄的,他就是社会大势堆起来的。……我当时有一句话:如果平等,你们敢吗?如果在同一个起跑线上,我们怕谁?”
      周涛说这些话,不光图给自己一个交代,也不是要语出惊人,夺人眼目。这里面肯定有不忍,有一个老者的善意,他就是想把让许多人畏惧、迷惑的事情讲讲清楚。通过把自己一辈子说明白,狠稳准地破掉一些会混淆人视听的所谓“常识”,让聪明人趟过他,找寻普遍规律,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看待时事万象的眼神能好使一点,比如有人被笼罩在“成功”一词周围的“常识”与“共识”迷了眼,周涛就干脆说,有时候奥秘就是“行贿受贿,或是伪劣产品,偷税漏税”,以及“跟着领导干一件好事,比不上跟领导干一件坏事。”而且,为什么大家都不算这个帐?“因为那些成功者不愿意让人家算这个帐,算这个帐他们全是王八蛋……”
      这一段能看到他说真话的语气,既不苦大仇深,也不瞻前顾后。做过的事,说出的话,都来得坦坦荡荡,有一种小孩站在麦垛上冲天撒尿的架势,不造作,不忐忑,率性使然。
   
      接下来,再说这本书的第二个好处,诗性。这个不光是从语言上得来的,在于周涛讲述故事的方式,一种对素材排列组合的方式。举两个例子,在《进北京》一章的《自卑感》一节中,有一个自然段写童年经历,如果用诗歌的方式断句并排列,就是一首诗:
      操场的绿草皮上,星期六,
      一个教授穿着背带裤,
      带着他的胖儿子,
      傻乎乎的,骑自行车。
      我没有见过那样的小自行车,
      轮子粗,从国外带来的,
      那种专门给少年做的自行车,
      非常漂亮。
      他们说,你也骑一下,
      我根本骑不了,
      掌握不了平衡。
      马上产生一种文化上差距。
      还有写在巩乃斯下放的经历,有一段也能切行成诗:
      拉练的炮团部队来了,
      下着大雪,
      我们把房子腾给人家部队住。
      我们住在一个废弃的马圈里,
      没窗户,
      没门,
      零下二十多度,
      睡觉时穿着大头鞋,
      戴着皮帽子,
      裹着大衣再盖上被子。
      马圈里铺了稻草,
      半夜老鼠在上头跑,
      把有的人半个耳朵咬掉了。
      这种诗意,不靠语言刻意营造,天然就在这写野草一样一抓一把的琐事里。这些琐事自然排列在一起,从它们之间的缝隙里,生成一种难以言说的人生况味。这样的一种美感,根源于生活本身的非无序的无序,非逻辑的逻辑。一句话,带出一个表面平淡无奇的转折,却形成了巨大的情感张力,就像契诃夫说的“在生活里,人们并不是每时每刻都在开枪自杀,悬梁自尽,谈情说爱,都在谈聪明话,有时候,人们只不过是吃饭而已,然而就在吃饭时,有些人的幸福正在形成,有些人的生活已经就此垮掉。”
      这样表面平静的瞬间,构成了比所谓“结婚”、“升迁”、“生病”……壮阔、深邃得多的人生场面,一般人往往身在其中而不自知,只有诗人的眼光,一个真正的作者能准确地捕住它,言说它,从哪怕是八只鸭子、一群烈马这样芜杂的记忆景象中,提炼出最终构成命运真相的实意。
      再者,说说这本书的精神之新。
      周涛写了从出生至今,这些年里进入他记忆、内心的人与事,婚姻、革命、文学与政治、知识分子与体制、民族矛盾……这些题目随便拿出一个来,都够他铺张才情,但他没有拿这机会抖聪明,而说出了这些年来,他对人性、对社会的思考。可以说在周涛之前,从没人这样亮出来说。
      在小学时代一节里说老师,一个教历史的王老师,在描述这个“充满男性魅力”的“我们的偶像”时,说“他太强壮了,穿着马靴、马裤,带着俄罗斯式的小猫,脸上充满棱角。”,这样的赞叹,在书里很多地方跳出来。能感觉周涛说这话的时候,涌动的情感。周涛在这本书里,写了很多新疆人,不管是维吾尔、回族、汉族、异国的人,还是写了一辈子没名、干了一辈子没利的人,有些人也许连名字都不曾为人记取,却被周涛所记住,并予以公开的述说。为什么?为什么要将赞美给这些平凡无奇的人物?
      这里面有他对人的物质存在性和审美性理解,包含着重新厘定的、对民族更有裨益的价值观。什么样的人可称之为美?什么样的生命风貌、精神维度,值得一个民族和个体追慕与借鉴?人所代表的文化、文化养育出的个人,如何相互促进,再走上一层文明的阶梯。对这些人生命价值的肯定与赞美,从侧面提醒我们,不需要更甚一步地崇拜金钱、权势,也绝不能步上民族文化偏见的歧途。书中说的许多人对力量、美、无用之艺、生命活力本身的热情,足可以对我们社会某些价值观缺失或者歪曲,做正骨与补充。
      最后,再说说自己零散的一些感受。我想,在外国当知识分子,这本自传可看可不看,但是在中国,如果有志做一个靠头脑与精神吃饭的人,这本书最好一看。作为相信文以载道的知识分子,最看重政治与人,却也最难处理与这两者的关系。身为体制内的作者,周涛是军人,也是诗人,那么他如何处理身份与创作的关系?有没有矛盾的时候?他在体制内受到尊重和认可,与许多文人翻了脸、同许多官员交了朋友,他如何看待自己和他人,如何处理和把握个中关系?政治与文学,到头来孰更高明……他对这些一一道来,实话说得诚恳,丑话骂得真挚。其中许多章节里还有他对时代、社会问题所做的分析与判断,这些思考,可让帮助许多人,包括政策的制定者与执行者,矫正看问题的眼光,扭转表达与行动的思路。
      文人好说被两样东西毁了,除了刚才说到的“政治”,还有“家庭”,周涛对自己家庭生活的述说,也能给志在从文的人一些经验,看他如何对待写作与家庭的关系。总之,他这几十年时代变更路程之中的精神轨迹,足以让人作为借鉴和参考。
      周涛这本书里的人,没有哪个逃过政治纠葛、人际纷争。然则小人物不小,大人物不大,常人觉着了不得的大官,神秘莫测,他三句话说透、说白。俗人觉得不值一提的草民,他几句描摹便让人折服、赞叹,将那生命的活力和美感写得叫人面红耳赤,心生向往。他一辈子生活在新疆,最不乏见南来北往、各行各业、各个阶层之人,见得多、交道打得多,因而懂得人,理解人,能看透人。看完此书,便觉得社会和命运并不那么神秘,边疆并非殊途,因为追到头上都是人。这本书里,周涛用最老辣的语言讲故事,用最吊诡的故事来讲人,写诗的狐狸蹿进了写小说的黄鼠狼洞,语言、故事,他一窝端了。
      文学上,早夭的天才能让人神魂颠倒,看世界不是世界,长寿的智者则能让人清醒冷静,同样达到看世界不是世界的效果。只看来者拿到一本书,是想看云里雾里,还是真刀真枪,是只知道一加一得二便满足了,还是想额外琢磨下子一加一不等于二的事。

 

天生我才

殷 实

      去年读了一本传记,是台湾学人齐邦媛的《巨流河》,今年读到另外一本,是大陆诗人周涛的《一个人和新疆》。两书似有共同之处,即“述而不作”:齐著因年事高而在自己写作的基础上由弟子帮助整理,周书则纯粹由作者分多次口述,经朱又可先生落实成稿,两者都经传主亲自校订过。齐邦媛的飘零路线大致是辽宁——北平——南京——武汉——重庆——台北,书中记录自己在战争与离乱中的“歌哭岁月”、求学生涯;周涛的迁徙历程则是山西——北京——伊犁——喀什——乌鲁木齐,书中详述个人成长,细说社会变迁,近逼历史实况。在某种程度上,这两部自传都可以说是个体中国人的成长史、心灵史,但读取其中的思想信息、生命奥秘,或许需要我们对自己头脑中的“认知机制”调校一番才行。一学者,一诗人,两人精神气质各异,两书内容迥然不同,情趣格调几无可比。表面看,学者齐邦媛在矢志不渝追寻浪漫乌托邦,诗人周涛却似乎在持续不断地披露世故经验。从根本来看,则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书,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哲学。很显然,前者更具理想倾向,达成的是一种文化学意义上的真实,后者则具备实证价值,抵近了心理学意义上的真实。虽然孰高孰低,难分伯仲,我在此还是想强调后者的重要,也就是《一个人和新疆》的独特意义。因为像齐邦媛那样陈述“光荣与梦想”类型的著作还是比较多的,虽说崎岖的命途可歌可泣,执着的追寻可敬可佩,但到底仍属“常态”书写;而周涛这种直率、接地、某种程度上甚至不乏残酷真实的案例,实在太个别了,尤其是在事关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幽暗“社会心理”的部分内容时。反过来看,这又正是诗人性格的体现:他无意进出观念世界之门,也不想费心印证所谓的历史意义,看上去,他的生命本身就是表明社会人情冷暖、道德程度高下的水银柱。他像《忏悔录》的作者卢梭一样,通过一种无邪的方式让一个时代的人性事实充分曝光,在所谓的上层阶级尚未学会用虚荣、伪善来粉饰自己的鄙陋与野蛮之前。另一方面,作为一个一九四九年前后出生并成长于大陆的中国人,如果周涛也像齐邦媛那般自诊自爱,又时时不忘家国情怀、民族兴衰的大主题,就很有可能会伪造出一本面貌不同于现在的传记,什么“激情燃烧”啦,什么“青春无悔”啦,什么蹉跎岁月啦,什么社会批判啦,还有什么自证清白啦,等等,可能五花八门、面面俱到,还可能多多少少会说谎,会言不由衷,也就不会有太大价值。
      《一个人和新疆》所展现出的社会认知方式、生命价值判断,也许只有在被归入人类学田野考察的范畴,或者是、社会学、心理学研究素材的范畴时,我们才可以充分认识得到。这里的“人类学田野考察”、“社会学、心理学研究素材”不一定具有普遍性,但一定适用于考察中国一九四九年后社会政治、文化习俗、大众心理和个人世界的方方面面。生命诚可贵,民族要自由,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有一代甚至数代人在“历史必然”和“时代要求”下走向了生命尽头。二十世纪后半页的中国史,可进入的方式很多。周涛以一个本质上是诗人的惊人坦白,给出了一种答案,也打开了一扇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不止一次地停下来想,将来人们要看这一段历史,看有点戏剧化也有点妖魔化了的时空裂变,看在所谓红色背景下,特别是在革命家庭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的心性,看他们对“文革”的感同身受,或者是看中国文学在社会癫狂时期的尴尬地位,恐怕还是要倚重这样的口述。那些怀着不满和偏见,带着“文化批判”之类的天真想法研究这一段历史的人,注定是不大容易透彻觉悟的。人生有涯,而学无涯,但“学”有时候也会陷入巧智或者是“术”的迷障,让特定时段的历史文化落空为幻象、怪闻与迷局,让宏大叙述畸变为谎言。所以,若从人生的立场出发,能够像孔子所分辨的那样,在文与质的关系中找到自由,著书立说者就不该仅仅是集体人格的拥有者,更不能是一个被自己的时代所异化了的人。
      文明或文化,向来有理想之维,即塑造、雕琢甚至附会的成分,也就是有将社会进程和人生之路“艺术”化的成分;心理学则不然,要尽量祛除外部世界的杂芜图像和凌乱遮蔽,在观照内在之我形成建构的过程中,映现出生命的超然实相,可能更偏重于“科学”。从具体的表现形式看,一为修身自好,一为放浪形骸。抛开一般的道德化修辞或意识形态纠结,这两种真实同样珍贵,同样让人尊敬,当然,前提首先是真实。文化学意义上的真实一般都会令人感到心灵的慰藉,心理学意义上的真实有时则未免会让初读者感到不适,需要对自觉不自觉的精神洁癖有所克制。瑞士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在《发生认识论原理》一书中指出,对人类认识结构的建构,也就是对认识的心理发生的研究,是进行认识论分析的不可缺少的部分,而大多数认识论学者提出的看法,不是先验论的就是经验论的,即认为人是从属于预先存在于主体或客体中的一些形式。所以,认识的成长问题应该受到重视。而从分析心理发生的资料,到分析这些资料的生物学前提,再到考察古典的认识论问题,发生认识论就有可能对主客体之间的关系做出正确而全面的解释。在这个意义上,当我们考察一部传记类作品,尤其是自传性作品的时候,对其价值的判断就须稍微理性一点、冷静一点,而不是任由感情的好恶,或者据理于什么文明规则、进步观念、道德制高点之类。
      这正是我认为《一个人和新疆》在目前所见大陆作家的同类著述中独一无二的原因所在。
      在这本二十万言的自述中,周涛从自己呱呱坠地讲到著述完成时的六十六岁,从童年记忆、青少年成长,到从文从军,获得自己的影响地位,不但是去理想化、去意识形态化、去文学化,而且是有去“文化”化倾向的。说明这一点很有必要。我们对现实文化、文明的意涵本身的价值判断且不去说。就是那些毕生抱着与现实文化、文明相颉颃心意的社会批判者,以为自己遗世独立,常常觉得孤愤悲凉,其实都还是对这个世界爱得太深、欲求也太多的完美主义者,知人论世的著作中,矛盾和痛苦常常一望而知。但周涛显然有那么点“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庄子)的意思,他至少并未将对这个世界的“眷恋”或者是“挚爱”挂在嘴上。在书中,他曾引用据说是英国皇家晚会上有人演唱的几句歌词:“我又老了一天”、“我很这世界,这世界也恨我!”这样的比喻式的认同,说明了周涛精神上的某种松弛,也就是说,他没有夸大自己存在的重要性,也不过分纠结于终极的去来问题。可以说,在这方面他拒绝了任何文化的外衣,可能还有点佛家所说的放下的心态。正因为如此,他对自己——一个个体的回忆,就真正做到了口无遮拦。
      “有一次我站在海淀区的一个小山坡上,正好是早上上班,觉得自己好像大将军一样,看着脚下灰蓝黑的人流,心理忽然间生起一个念头——这些人都是我们解放的。心里有一种征服者和胜利者的优越感。我自然地把自己放在解放者的行列里。”尽管他自己后来都觉得奇怪,那么小的时候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念头,但也确认了这就是自己一生当中思想基础所发出的芽:“人生的政治背景这个芽,是你的政治色彩,不是你的文学色彩。每个人都有人生的政治大背景,你是松树还是柳树,芽长出来是不一样的。同时,这个苗也决定你的性格,决定你的人生色彩是开朗的、忧郁的、昂扬的,还是压抑的,你的整个性格和你最初的芽是有密切关系的。
      那时候我已经有了主人翁的态度:这个世界、天下是我的,我们的家,我不是生活在别人家。出身不好的人肯定是生活在别人家,这个威慑力随时都是存在的,也无处不在……我这个芽从色彩上和共产党、和共产党军队是保持一致的。这里一定要把人生色彩和政治分开,政治上你是这个集团的成员……为什么我的文学里经常张牙舞爪比较狂?人家说狂气,霸气,甚至有些匪气。这从哪里来?和我从小在军队里长大有关系,说话无所顾忌,老子说错了没有关系。我们家的事我敢说,客人不敢说,客人说错了不好办”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出生的那一代人——周涛1946年出生在山西潞城县马场村的八路军总部,那个如今从方方面面正主导中国社会的阶层,其心智发育、情操培育、人格形成的条件如何,其原初的心理的建构是怎样开始的?上面的引述大概都是最好的说明。无论如何,当历史的发生和延展都已是不可阻挡的趋势时,道德的现实,精神文化的本质,也都会随之而有所变动,或者是被人为地重组。胜王败寇的历史过程(逻辑?)并不会顾及到事后的历史编纂,而只是呈现为某种令人愕然的“景观”或“生态”,这就是为什么史著总免不了要尽可能去考据事实、钩沉史料、挖掘真相的原因。《一个人和新疆》的这种“真情吐露”,无疑是后世对历史进行理性探究时绝好的一种心理学佐证材料。
      1955年,9岁的周涛随父母从北京搬到新疆:“在北京读到小学三年级,转到新疆自治区党委直属小学,那是个供给制的小学,毛巾、牙膏、牙刷、衣服都是发的。衣服非常好,吃得很高级,住在学校里,整个大宿舍有地板,每个宿舍配两个保姆。那是共产党的贵族学校,赛福鼎的女儿,还有很多乌鲁木齐的大干部和各个地州书记州长们的小孩都在那儿。”及至中学:“我考到乌鲁木齐一中,那时候八一中学主要收的是厅级以上干部的子女,我父亲是县级干部,所以我只好上了一中。”“党校(周涛的父亲在党校工作)有一个俱乐部,放的全部是内部片,外人看不到。党校一直在办三级干部轮训,省、地、县三级干部全部是新疆掌权的人,这些人看的电影跟街上的显然不一样。每天两部,全是外国片……那时电影院放的都是大众文化的电影,什么《五朵金花》、《冰山上的来客》,他们看《冰山上的来客》就激动的不行了,我根本不稀罕。”
      这已经不只是心理建构、认识的成长问题了。诸如此类的“素材”所提供的,是社会权力结构、社会控制与支配方式等诸多方面的确凿信息,中国一九四九年以后新政权的统治策略亦可见端倪。出身、家庭成分与一个人社会地位、文化心理的形成关系重大。就像“红色”与“贵族”这两个完全不搭的词竟然最终被搭配在一起一样,父辈革命者功勋荫庇之下一代人的某种国民气质、社会情感的生成就是顺理成章,虽然未必直接与血统论相联系,我们仍可以看到一种怪异的血统论事实。1965年周涛考入新疆大学:“大家不愿意学维语,认为是考得不好,不如人家中文系的,才分配来的。‘文革’后才知道,好的才选到维语系,因为维语系的培养对象和中文系不一样,中文系培养的是中学语文老师,维语系培养的是干部,有两个分配去向:一个是高级领导人的秘书,又懂维语,又懂汉语;一个是公社领导干部,到基层去需要精通两种语言。”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地区政治/行政权力的“内在”运作方式,也于不经意的回顾中可见一斑。
      一个和文学打了大半辈子交道的人,会如何评价自己的笔墨生涯呢?冷眼旁观、奚落和嘲弄的口吻,先沾沾自喜后又视之若粪土的荣誉……周涛与“文坛”的关系并非是亲善的,他扬言最终是自己抛弃了文学。这再一次让我们看到诗人式的灵魂赤裸:涉足不久的他,参加了一些活动,拜见过几个名流后早已发现,在这个国家的这个潦草时期,发表作品、出版著作、获奖成名、取得社会影响,道貌岸然的背后也不脱名利场游戏的性质。他调侃:“又出名,又获利,这文学创作的活还真不错。”他也明白:启蒙、革命、解放、阶级斗争,这些意识形态话语,还包括知识体制,都是在“真理”的主色调或旗帜下暗含了绝对的权力意志、绝对的社会支配形式。再就是如后来所显现的,干脆演变成了一种市场化的结果,一种赤裸裸的生意。周涛坦言,自己“搞文学”的动机并不纯粹,主要和自己父亲倒霉、家庭地位一落千丈大有关系。“他倒霉以后我就比较低调,心里有鬼,有软肋,老实多了,不敢再张扬了。” 出身好、腰杆硬、条件好的社会宠儿周涛,经历了1960年代的大饥荒,参加过“文革”中的夺权办报,有一次差点在卡车上被乱枪扫射身亡,父母亲下放农村,自己从新疆大学到伊犁的林场接受再教育,后来分配工作到更加偏远的喀什,“四人帮”倒台后差一点被作为“重点人”查处。在这一系列变故和危难之后,周涛承认自己变了,特别是面对审查:“我当时声泪俱下,那么骄傲的人变得低声下气。”1978年,他的一首一两百行的诗《天山南北》在《诗刊》发表,当时“文坛”的领袖级人物曹禺和徐迟到新疆,在一个会上说新疆有人才,他就是人才了。不但一夜间在新疆成名,还从南疆的喀什被特招入伍,进入军区创作室,重回乌鲁木齐。
      文学方面,周涛大概是以诗取胜的,他心目中想击败的对手是当红诗人北岛之类,但似乎壮志未酬。在一些当代文学史教材中,他位列西部诗、新边塞诗代表人物之首,曾经有一本诗集《神山》在1986年获得第二届全国新诗奖,长诗《山岳山岳  丛林丛林》在新时期中国军旅诗歌中的地位一直无人可以撼动,至今仍有人在博士论文中长篇大论地提及。但后来他对乌烟瘴气的朦胧诗产生了反感,自觉无法加入,写作渐少:“从来没有见过那种东西,而且它使得传统的新诗没办法写了,怎么写都不对了……找不到自己了,明显地感觉到用郭小川、文捷那里学来的东西打发不了这个世界。”九十年代初,周涛索性以一篇《新诗十三问》发出强烈质疑:“新诗从诞生之日就是错误的,百年新诗走过的是一条错误的道路。”这个质疑引起过一阵讨论,但“诗坛”最终似乎未予理睬,依然自行其是,杀妻者被广泛接受并祭祀,唯外国诗歌样式和外国荣誉为大,标准混乱,趣味低下,中国的新诗群体无异于一群未被驯化的群氓。周涛的理据看上去不可辩驳:从诗经、唐诗、宋词、元曲,中国一脉相承的系统在“五四”以后断掉了,源头活水不存在了,新诗发展的大方向错了,路越走越窄。“现在是一股新水,或者是从外国引来的水……人们读着一些半懂不懂的译诗,数典忘祖地念着一些外国人的名字”。他告别“亲爱的诗坛”,转攻散文写作,目标是要“解放散文”、摆脱五六十年代留下的散文模式束缚,并且很快以一批出色的长篇散文在散文世界掀起波澜。第一本散文集《稀世之鸟》即获的很大反响,张承志撰文评点,莫言写信表示赞叹。与鲁迅、林语堂、周作人、冰心、孙犁等人的书并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华散文珍藏本•周涛卷》,甚至获得了鲁迅文学奖。但到了此时,周涛对中国的“文学码头”已经有些厌烦了:“这时的文学界对我来说失去了神秘感,也减弱了崇高感,同时增加了疏离感。我对各种文学奖项有很多不满意,它和我心目中想象的东西距离太大。我一直认为任何一个时代国家级的文学奖,一个是要公正,一个是要突出,不能鱼目混珠,泥沙俱下,不能撒胡椒面,要把它奖励给那些最值得奖励的人。”文学界的各色人等也让他惊诧讶异,有一件事,八十年代后期,他和一位军队作者程童一去领上海的一个文学奖,当责编随口介绍了程的“处长”职务后,立刻遭遇名作家茹志鹃当面奚落:没见过这么大的官啊!结果是程当即决定不参加领奖活动并迅速离开了,这让周涛颇感无趣,也觉察到某些文人恶习:“这个圈也不是好混的,起码很不温暖”。
      至于对几乎什么人都可以获的鲁迅文学奖,他都没心思去领了:“鲁迅文学奖奖金一千块……一千快不够我来回的飞机票,来回的飞机票是公家出,我拿公家的几千块钱去领自己的一千块钱,不值得,花那个钱干啥?我这个人花公家的钱确实比较心痛。”最终他确实没有到北京领奖,而是让新疆的另一位获奖者沈苇代领了事。
      浪迹“文坛”多年,但在《一个人和新疆》这部自述中,关于文学的讲述也就仅限于上述。书中更主要的,还是展示自己虽非传奇但真实得令人瞠目的人生。其中包括了迄今为止我们所见最为详尽的“文革”经历,从串联、武斗、夺权、抄家,到主笔写社论、武装械斗、派别之争和新疆地方杂糅的人脉关系,如同天方夜谭,却都姓名齐全,桩桩有据可查。成长经验、社会历练之外,关于自己的婚姻,周涛也有深刻的检点,这同样是他让我想到卢梭的地方。青春年华时期,自诩为才子的周涛,可以说风流倜傥,他曾经爱上了一个长得像索菲亚•罗兰的佳人。不料在追求索菲亚•罗兰的时候,佳人并不同意,见面一问:“她说已经有一个人追求她,她也答应人家了,并不是看不上我。我没想到事先已经有人追求过她,那是个军人。我只好撤吧。她哭开了,意思就是不让我撤。最后她说她跟那个人断,跟我好。等于是我把她夺过来的。”热恋三年后,随着索菲亚•罗兰插队去了农场,见面少了,他们之间开始疏远。但“最主要的原因是我的家庭垮了……我已经不是公子哥了,已经是阶下囚,眼看面临灭顶之灾。乌鲁木齐没有我们家了,房子被收走了,我几个弟弟也都四散他乡……我是老大,为了让这个家庭不垮,我在婚姻问题上就有想法了。”这时候,他再思量自己和索菲亚•罗兰的关系时,心路是:“跟她就是为了满足一个才子佳人心理,问题是才子佳人在这个世界上活不下去,才子必须在家庭地位有保障的情况下,佳人也必须在养尊处优的情况下……这时要重振我的家庭,我只能通过改变婚姻状态,寻求新的支撑点。”
      那时候马文(周涛后来的妻子)跟我住在一个楼上,天天见,也接触多,我才想起,这是个救命稻草。我知道她父亲是南疆军区政委、少将,再加上她跟我是属于一个类型的人,政治倾向是一样的,是一个品种,现在我这个品种半路夭折的时候,她那个品种还好呢。当时的索菲亚•罗兰并不势利,完全不在乎周涛家庭的变故,没有想过要跟他断,他虽说于心不忍,“但如果我跟她好下去,我的家庭肯定是没有指望了。想来想去我还是下决心了。那就像鸵鸟一样,把头埋进沙子里,一封信,断了。……这是我背信弃义,为此我终生内疚。”
      无所谓毁誉,但一生愧疚,心中忏悔,这也算得上是一个诗人清晰的自我了。
      对于新疆这个自己生活了快六十年的地方,周涛自然是有很多话要说。篇幅未及一半,他已经触目惊心地谈到了“终老天山”的问题,“士为自己的土地死,土地是知己者,因为这块土地不光养育了你,这块土地上的人也充分了解了你,最认识你,最抬举你,你不死在这儿,你死在一群根本不理你的人那里干啥?只有新疆的人是你的亲人,死在亲人的身边是最好的归宿。”毫无疑问,这颗大地上的飘零的籽种,在天山雪水的滋润下,已经把根须伸向了新疆的泥土之中,他接受并且喜欢上了也许做梦都没有想到过的西域家园,并且成为那里一个真正的儿子,一个自称“胡儿”的汉人。上大学时没能精通维语,不能深入该民族的历史文化,不知道人家语言的妙趣、文化的精微,也就无法在自己的写作中涉猎更多,这于周涛是一件憾事,但这不等于他对新疆的了解有问题。在口述最后,周涛模仿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风格,拿出一篇《新疆社会各民族分析》,言简意赅,直指要害,比那些常年搞“调研”写官样文章的所谓研究者见识高出不知多少倍。他在简略分析了维吾尔、哈萨克、蒙古、回、锡伯、柯尔克孜、塔吉克和乌兹别克八个新疆主要民族的性格气质、文化特征之后,得出结论:“从国家统一的大局来看,塔吉克人,乌兹别克人,柯尔克孜人没有分裂要求,只有受到尊重、受到保护的愿望。锡伯族,回族,蒙古族,哈萨克族,不但不会搞分裂,还是反分裂的重要力量。这一点应该是坚信不疑的。维吾尔人绝大多数还是希望和睦相处,走共同富裕文明之路的,极少数的分裂主义分子不能代表维吾尔族人民的要求。对新疆各民族一分析,复杂的民族关系一下子变清晰了,山高月小,水落石出,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大家共同的敌人,变得一目了然。”至于生活在新疆的汉人,周涛戏称,他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当大使:“他们每个人都形成了一种潜意识里明确的民族政策的观念,他和民族人打交道时一般情况处理得当,他不会在一些要害问题上触动人家。新疆汉族人对各个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有一种把握力,每个人都知道。”
      不久前,陈毅之子陈小鲁带15名校友回母校组织文革道歉会向老师鞠躬的事,在社会上引起过一阵反响。无论是不是有“媒体行动”的成分,这种迟来的道歉,至少表明了“文革”中过来的一代人,特别是革命者后代的某种进化。作为得天独厚时代宠儿,他们开始检点自身,寻求自律的精神,这是需要一种修养也需要一定勇气的。在世界愈发扁平,民主、自由、个人权利等价值不断深入人心的今天,没有那个社会会继续容忍特权阶层、纨绔子弟的超然存在,而那些依仗权势或政治利益跋扈于公众视野者,更会被视为是懦夫的行为。这样的历史趋势,要求于社会的,是更多的开放和包容;要求与个体的,是更多的磊落和坦然。《一个人和新疆》的意义,不在于要为自己洗清什么,证明什么,或丢掉包袱,打开心结,而在于最大限度的复原、坦白甚至“裸露”生命真相,在于以真正人的尺度检视我们的文明,特别是在攸关历史晦暗中人的心理发生、心理结构、心理现实,以及人的认识成长的生物学前提时,这类经验其实更具颠覆性和震撼性,也更具客观性,是超越了一般“文学”及其趣味的社会学材料。这样的传记表明了一种可能,那就是扔掉词藻的堆砌和过分文饰,撕破自我包装的面纱,由个体心理、心智和情感的事实而连通社会文化,甚至连通政治现实,同时昭示出我们文明发育中的灾变讯息。这样的个体,与中国传统中的君子儒士是有很大区别的。

《一个人和新疆——周涛口述自传》广东省出版集团、花城出版社2013年1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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