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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的哀思

2013-3-8 21:59| 发布者: 黄帝一脉| 查看: 1518| 评论: 0|原作者: 黄忠远|来自: 【原创首发】

摘要: 四十年的哀思 黄忠远 1972年阴历7月12日,是我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就在这一天,我失去了生我养我、爱我教我的母亲,距今整整40年了。母亲名叫李兢松,按本地习惯我们弟兄叫母亲为“阿奶”。在我们那一带几个大队,提 ...

 

    1972年阴历7月12日,是我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就在这一天,我失去了生我养我、爱我教我的母亲,距今整整40年了。

    母亲名叫李兢松,按本地习惯我们弟兄叫母亲为“阿奶”。

    在我们那一带几个大队,提到李兢松名字,在上一辈人中几乎是家喻户晓,而且非常敬重她,因为她是农村的接生员,技术好,人品更好,在条件很简陋的情况下任劳任怨地为乡亲们服务,给许许多多家庭带来欢乐,同时救活过很多婴儿和产妇,受到人们的赞扬和感激。但是由于我们家的“历史问题”,她就是工作表现再好也得不到政府的表彰和重视,我们弟兄几个也没有什么出路,让母亲整天看着我们发愁,身心疲惫,最后积劳成疾,得了脑溢血而去世。


    据我所知,母亲是我们平乐县福兴乡牌楼村人,外公叫李建中,是一个小地主,有条件供子女上学,母亲在40年代上了平乐中学,这在旧社会是了不得的事。我父亲黄培金也在那里上学,由此关系认识并结了婚。父亲当时是国民党三青团的骨干,后来到县政府任职,母亲做小学老师。临近解放时,父亲出逃,母亲带着我们回到老家沙子镇安隆黄家榨。解放初期土改工作组看到母亲有文化,吸收她参加工作,但是不久发现父亲的历史问题,就不能再任用她了,但是鉴于她的工作表现和为人,政府保送她去学习接生,也算给一个出路。从此母亲就背着一个木制的保健箱在本乡奔波劳碌,靠她的劳动养活我们兄弟二人。

    到了1953年,父亲忽然来信说他在南宁,在省医药公司找到了工作,要我们去他那里,于是母亲带着我们去了。那时候我有点懂事了,印象中南宁生活的几年并不好,一家几口住在租来的一小间房,厨房还是与别人共用的,吃穿也很差。这是因为父亲的收入低,母亲又找不到工作。特别让我害怕的是父亲的脾气很坏,动不动就骂人打人。记得有一次母亲让我去粮店打一斤清油,那时我才6岁多,在粮店不小心把油瓶摔了,我不敢回家,坐在地上哭;那时候粮油都是定量的,摔了就没有了。粮店的人看我可怜,就叫我回家拿钱来,允许我再买一斤。尽管这样,晚上还是免不了父亲一顿打。母亲常常一个人暗自落泪。

    1954年我的妹妹出生了,父亲有文化,给她取名黄汝宁,意思是第三个孩子是女孩,出生在南宁。这样一来家庭负担就更重了。恰好那年冬天我的姑姑黄丽清,是在柳州当老师的,来到南宁参加乒乓球比赛。她在解放前也是读过平乐中学的,也在国民党政府做过事,后来她跟父亲一样被查出来,开除老师队伍,划入专政对象行列,日子也很难过,好在姑父陈雄子是个老老实实的中学教师,靠着他的工资生活还过得去。当时她看到我们家太困难,她又没有小孩,提出带上一个去抚养,父母亲当然求之不得,带谁呢?妹妹还太小,只有在我和哥哥黄忠永二人中挑选了。不知道为什么,我死活不愿意去,结果只能是哥哥去了。

    在这样的困境下,父母亲经常吵架。最后是母亲提出回到乡下去自食其力,父亲没有办法,提出留下我在南宁,由他来抚养,因为母亲当时已经怀了我的弟弟黄忠光,行动不便,而妹妹太小,父亲也没法照顾。结果我还是不愿意留下来,母亲也不同意,就这样母亲带着我和妹妹,挑着一大担行李登上了返乡的路程。到了柳州在姑姑那里歇脚时,见到了哥哥黄忠永,好像生活还不错。姑父姑姑都说嫂嫂你太辛苦了,带着俩小孩还有那么多行李怎么走啊。于是提出留下妹妹黄汝宁,等以后情况好了再来接回去。母亲虽然舍不得,但是也只好如此了。

    母亲带着我经桂林到阳朔下了汽车,开始步行。因为我们家乡还没有通汽车。从阳朔到沙子安隆大概有50里路,母亲挺着个大肚子,挑着一担行李,拉着我一步步地往前挪,艰难地回到了家。

    回家的当年弟弟黄忠光出世了。我们兄弟姐妹就有四个人了:黄忠永、黄忠远、黄汝宁、黄忠光;三兄弟小名叫永发、远发、光发,不知道是有意还是巧合,下村陈家榨有个小孩叫荣发,也是母亲看病救活的,跟光发认做“老同”(兄弟),等于认她做干娘。这样一来四个人最后的一个字排起来就是“永远光荣”了,听说这就是父母亲原先的生子命名规划。荣发的爸爸后来做了公社干部,那是个老实人,为了“划清界限”,很少跟我们来往,母亲也很自觉,从来也不去麻烦别人,这门亲戚事实上是有名无实的。但是在本地有两个“阿姨”却始终来往密切,她俩都跟母亲一样姓李,都是勤劳善良之人,都受过母亲治病的恩惠,叫母亲“姐姐”,母亲去世后我们还经常去看望两个阿姨。据母亲说,如果不是极力推脱,起码还会有好几个女人要来喊“姐姐”的。在那种“红色恐怖”的年代,有那么多的人要跟母亲攀亲戚,她的人品和影响可见一斑。

    其实母亲有自己的亲姐妹,这说来话长。外公生有三子三女,其中一子三女是前妻生的;二子是后妻生的。我的大舅到过东北,一说是经商、一说是军官,在那里娶了个日本女子为妻,记得母亲说过她叫西园良子,其父叫西园野菊。这女人跟他回了牌楼村,大舅死后不久就解放了,她也就倒霉了,因为是地主家属被管制;她曾经写信给郭沫若求助却音讯全无。大舅有个前妻女儿叫李小青,听母亲说西园良子想改嫁认为小青是个累赘,有一次想掐死她结果被人发现作罢。

    母亲三姐妹,她是老大小名素珍,然后是四姨格珍、七姨碧珍。四姨后来嫁一个邮电工人,生活不错,但没有小孩,就把小青接去抚养,怕再遭日本女人的毒手,现在小青表姐在澳门生活,我有生之年的一个愿望就是去看看她。西园良子后来改嫁给平乐镇上一个木匠,生有俩男孩。打倒四人帮后她自由了,与日本亲人取得了联系,大概是80年代初返回日本,只带走了一个孩子,据说是政策所限。四姨对我们一贯很好,经常在经济上资助我们。七姨也嫁在平乐镇,前夫早死,后来再婚,姨父马昌其是个回族,当过镇长;七姨对我们也还可以,但是没有四姨热情,可能是地位原因吧。还有两个舅舅跟着他们的母亲改嫁到平乐镇,日子过的比较清苦。大舅舅李永新年轻时考上平乐桂剧团,在当地是个名角,后来桂剧不景气,不过退休了还有一份退休金;小舅舅李永乐一直靠劳动为生。

    从南宁回家以后母亲就恢复了以前的生活状态,风里来雨里去,做着她的接生工作,其中也包括给妇女儿童看病,她还会“收惊”,就是小儿受了惊吓,哭闹不止,她就用手在他头上抚摸,口里念念有词,类似现在的气功,真是神奇。她的收费很低,接生费就几块钱,看病也是一块几毛的。遇到实在贫穷的人就先欠着,有些人也始终给不起就算了。所以方圆十几里地没有谁不说她好,就连大队、公社干部也很敬重她。父亲在1959年被查出历史,定为历史反革命,开除干部队伍送农场教养;母亲过去也被父亲“发展”为三青团员,有档案记载,如果加上父亲问题算是反革命家属,要戴一个“五类份子”的帽子也是有可能的,但是政府始终没有为难她,实在是她的积德行善所致。

    可是有些心术不正的人就不一样了,在生产队里就有吴家老五、老八等,他们穷而且没文化,看我们家里文化人多,而且日子稍微过的好一点,他们心里就不平衡不舒服,大概是认为你们这种“黑五类”本来应该比我过得差的,为什么居然比我这个“当家作主”的贫下中农好?尤其是在阶级斗争越来越抓紧的情况下,总是想整一整我们。当时母亲是交钱给队里记工分换取粮食的,在他们当队长时就随便提高交钱标准,母亲提出异议,他们就让母亲回队劳动,真正是欺负人。母亲也不惧怕,就放下接生工作回来劳动,结果是没有人接生了,弄得群情激奋,大队部把他们叫去臭骂一顿,最后还是恢复了原样。还有后来我去当民办老师、哥哥去水利工地当技术员,他们也百般阻挠,最后还是胳膊拧不过“大队”,大队干部说:“你不让人家去,那就是你去了?你能把事情干好吗?”这些人只好乖乖的地放行。当然我们自己家族里也有个别的人跟外人一样为难我们、欺负我们,但是我们都忍了。

    我的妹妹放在姑姑那里,时间一长,姑父姑姑跟她就有感情了,跟我父亲商量要收做女儿,父亲答应了,母亲也不反对,于是她改名陈宁,以后一直跟他们生活、养老送终。

    母亲对子女的爱是无声的,她所想的都是如何让子女过得好一点、有出息。比如哥哥和妹妹跟了姑姑过,她很支持,其实在心里头肯定舍不得,特别是妹妹,因为只有这一个女儿啊。小时候我曾经说过“把妹妹要回来”的话,母亲严肃地说:“以后不准再讲。妹妹在柳州过得好就行,回来农村有什么呢?”妹妹写信称她为“舅娘”,我很生气,可是母亲只是一笑了之。我也曾经被好几个长辈看上,如两个堂叔,还有四姨,都想我去做儿子,母亲还极力说服我去,说去了就能过上好日子。可是我一根筋,打死也不去。

    我父亲被判教养之后,1961年病死在柳江农场。当时由于环境所迫,我们都没有去办理后事,当时哥哥还在姑姑那里生活,由他去办了一下手续,其实人已经埋入土中,根本就不当回事。后来姑父还出钱叫人刻了一块砖头作“墓碑”立在坟前,方便日后寻找。果然20多年后,1983年在我临去新疆之前,兄弟三人打算把父亲遗骨迁回老家,去到那片荒山,哥哥也记不得很清楚了,只好到处找,结果还是那块砖头起了作用,它就倒在一座小小土堆之前。我们挖开土堆,看到父亲遗骨,个子不高,嘴里镶的两颗金牙还在,这才放了心,把他老人家请回,葬在村边,距母亲的墓不远处。我对父亲没有什么感情,但是毕竟是生我之人,我这点感恩之情还是有的,他客死他乡还不到50岁,是个悲剧;尤其是挖开坟墓看到他手指枯骨还戴着一个锈迹斑斑的顶针,说明他临死前还在自己缝补衣服,我不禁感到一阵心酸。后来听人说他不是病死的,是被人打死的,因为他想积极表现,揭发了别人的问题,结果被殴打致死。这个问题我一直想搞清楚,后来我听说平乐中学的团委书记黄龙星原先就在那里工作,托人问了一下,他推说不知,我再没有别的办法,只好作罢。

    哥哥黄忠永自小在姑姑那里长大,性格老实本分,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得不到姑父姑姑的宠爱,天长日久便有寄人篱下之感,所以在1962年自己要求回到了家乡母亲身边,在生产队劳动。后来在水利工地劳动时被领导看上,安排到技术组去,他勤奋好学,很快就成了合格的技术员,从此就很少干苦力活了。哥哥1970年结了婚,次年有了一个女儿,母亲非常疼爱,取名慰平,有足以欣慰的意思,整天是抱在手上、背在背上,有时候去接生或回访产妇,只要路程不是太远,都背着去,让嫂子能够安心出工;有的产妇奶水多,慰平就可以大饱口福了。慰平是我们家下一代中唯一得到过奶奶疼爱的孩子,所以我经常说这孩子最有福气。事实上也是如此,慰平长大后到了柳州工作,找了一个对象叫邓峰,人品好,能力强,结婚后事事称心,财路亨通,生了一个男孩,公婆是退休干部,通情达理,一家人和和美美,可以说是万事如意、百福骈臻了。

    弟弟黄忠光从小就比较调皮,上学只上到初中毕业,按当时土政策就不让考高中,当时我在安隆学校当老师,给校长说了许多好话都没有用。因为文化少,所以他的个人修养也就较差一些。他早早就在队里劳动,母亲死的时候他才16岁。后来他参加过对越作战,回来之后还是做农民。以后他结了婚,也当过村干部,在2003年因车祸去世。

    我是跟母亲生活时间最长的人。她叫哥哥“永发”,叫弟弟“光仔”,唯独叫我是“小弟”。她的善良、勤奋、坚强、聪慧时时熏陶着我,对于我的人格形成和人生道路有着根本性的影响。作为有文化的人,她所说的许多话对我都是一种文明陶冶。她说的一些俗语,言简意赅、通俗生动,至今还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如“做事留一线,日后好相见”、“油多菜好吃,话多逗人恼”、“小洞不补,大洞一尺五”等等,蕴含着深刻的做人哲理。我很为我有一位有文化的母亲感到骄傲,从小也养成了爱学习的习惯。我自上小学开始我的学习成绩就一直是名列前茅的,尤其写作有天赋,在读榕津初中时就发表文章,学校领导在全校大会上称我为“小文豪”,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就成了我的一个别号,现在很多老同学还这样叫我。但是由于父亲问题,我连入团都没份,事事受歧视。1966年我在平乐中学高中毕业前夕,学校领导曾经把学习成绩好的同学一个个找去谈话,探讨抱志愿的问题,可是就不找我,我非常沮丧。母亲就安慰我,说大不了回家种地,一家人还团团圆圆呢。结果是文化大革命来了,大学停止考试招生,我似乎有点幸灾乐祸,反正我是没希望的,大家同归于尽吧。

    接着是参加文化大革命,我们这些学生都天真烂漫,愿意跟着毛主席闹革命,我更是认为自己总算有一个表现机会了,于是特别积极,参加了造反大军,并且凭借写作上的优势,组织了一帮同学办了个《战地黄花》报社,成为造反大军的喉舌,在当时还颇有影响。起初母亲对于我参加外面活动是很担心的,但是我不遗余力地给她讲形势,讲“革命”的重要性,她可能是太信任我这个“聪明过人”的儿子了,也可能希望我在外面闯荡一下说不定会闯出个前途来,就不再加以阻止。到了后来造反派失势,很多人被杀,我也在黑名单之列,但是我还一个死心眼在学校硬撑着,准备“革命到底”。母亲听说形势不好,急忙叫哥哥到学校来把我拽回家去。当时跟我回家的还有一帮避难的同学,吃住在我家,把粮食都吃光了,母亲也没有怨言,对别人说,这些孩子没有罪,很可怜,我们苦一点没关系的。母亲唯一成功阻止我的是不让我参与本大队造反派的活动,因为这些人多半是地痞流氓,他们也曾找过我,因为我在外面也是“有影响”的人,想借我的名望行事,我听了母亲的话,拒绝了他们。结果到了后期,这些土造反派骨干全部被杀,如果我不听母亲的话就难于幸免了。因为在本地得罪人是很危险的。相反,我不在本地闹,本地人也不会主动找麻烦,而外面的人想抓我也得找本地人,再说他们也不会为了我一个人跑来乡下。最后结局是对方“招安”造反派,特别是欢迎有影响的人投诚,同时我的一些同学在对方组织里也有了地位,为我作了保,再把我叫出去低头认罪,做了深刻检查,这才逃过一劫。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回乡务农,1970年开始做民办教师,家庭生活状况逐渐好起来,还盖了新房。但就在这时,灾难降临了。

    1972年阴历七月初九凌晨,天还没亮,下起了大雨,当时我在学校睡觉,突然一阵疯狂的拍门声惊醒了我,弟弟黄忠光跌跌撞撞地跑进来,哭喊“阿奶要死了!” 我赶忙回到家,见到母亲躺在床上,双目紧闭,口角流血,据说是掉下了床。我们赶快把她放上担架,冒着大雨送到沙子公社卫生院。医生说是“脑溢血”,在当时医疗条件很一般的情况下,治好的希望十分渺茫,我们一听吓坏了。四姨七姨闻讯从平乐赶来看望,七姨是个护士,懂得医务知识,我们提出送平乐医院,七姨说不敢乱动,到了平乐也是这样治。我们弟兄几个守在母亲身旁,只知道哭个不停。

    这样到了第三天早上,母亲呼吸急促,我把医生叫来,他摇摇头说不行了。这时只见母亲一连叹了三声,撒手而去了。连一句话也没有留下。至于叹三声气是什么意思,我猜想一个可能是牵挂我三弟兄;还有就是妹妹,她排行第三;再有就是弟弟黄忠光,他尚未成年,在兄弟排行中是第三……当时医生说这个人身体素质好,能扛三天,很不错了;而我想其实是母亲放不下我们这些孩子在那里硬挺的呢。直到现在,我一回忆起母亲叹气的情景就不禁悲从中来,痛哭失声。

    母亲去世的消息传遍了附近几个大队,前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大部分的人我们都不认识;有的人来到撘了个礼就赶快离开了,怕“政治牵连”,但也足以说明母亲的人缘好,做棺材的木匠都也没有要工钱。人们都叹息“好人不长命。”

    我受不了这样的打击,觉得世界上一切都失去意义了。当时悲伤的心情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不久我把这种心情写成了一首七言旧体诗:

    天降横祸母丧生,九雷轰顶万念昏。
   
    挂孝犹疑做噩梦,出殡始信有新坟。

    一夕竟成千古恨,寸草无报三春恩。

    五十年后思此事,老泪纵横对儿孙。

    那时我才20出头,尚未成家,不知道我年纪轻轻怎么会有这么苍老的心态?

    说起来迷信,那一年我们家出现过不好兆头。一是我家的一棵老竹开了花,一是孵小鸡只有一个出壳成活,这在农村都是大忌;特别是那所刚建好的房子,大门的门槛准备用水泥倒铸,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拖着没有动工,让它空在那里,后来有人说这就像个棺材坑……

    母亲的死对于我来说不是一个“悲”字能够表达的。母亲出身富家,又有文化,按常理她应该过着锦衣玉食、小家碧玉式的生活;可是社会跟我们开了个无情的玩笑,让她过不上那种日子。但是她还是忍隐而行,为了我们几个孩子付出了多少艰辛?我曾经暗自下决心,长大后要让母亲享福。记得小时候有一次母亲在看报纸,上面有一幅雄伟的长江大桥照片,她忍不住赞叹了一声,叫我一起来看;我就说:“等我长大我带你去看看。”没想到就连这么一个小小的愿望也不让我实现。现在每当我坐火车过长江时,心里就隐隐作痛。

    母亲一去世,整个家就塌了,我们几兄弟都没有什么生活经验,也不懂得人情世故,日子过得艰难,也逐渐产生家庭矛盾 。我结婚后弟兄几个就分了家,各自谋生。如果不是这场横祸,怎么会有这种分崩离析的局面?
   
    母亲去世后几年,四人帮倒台,所有的政治歧视和迫害都结束了,我们的生活也渐渐好起来。我常想,为什么老天爷不开恩让她活到新时代?我不敢奢想她能活100岁,但是起码能让她过上几年没有精神负担也没有经济拮据的日子啊,就像现在我这样也算“小康”了,她健在的话,该多么高兴。可是她吃的苦一点也没有得到补偿,太不公平了。

    记得母亲住老房子的时候,每逢过年贴对联时,喜欢另写一张“喜出望外”的小条子贴在窗外。我曾经问过为什么,她只是含糊地地说,“外”就是外面啊。我理解她是把喜事、好事寄托于外面吧。至于具体的“外面”指什么?是希望父亲能够在外面有个新前途,还是希望我们以后能够到外面去发展?我估计还是后者,因为在农村,人人都盼望可以到外面——其实就是城里去生活。想要“出去”,无非有那么几条路:参军、招工、提干、读书、经商等。1977年我考进桂林师专,转正成了公办教师,再后来经人才流动我到了新疆,把妻儿带出了农村,生活安定了,工作也出色,最后获得了特级教师和作家的称号,在社会环境提供给我有限的条件下,我创造了我的人生最大值。老同学都说,你从广西跑到新疆,这要下多大决心啊,我想这可能是给母亲在冥冥之中指点和庇佑我的吧。

    40年了,对母亲的思念一直没有被岁月的风沙所磨灭,时时感受到“子欲孝而亲不待”的悲哀。现在退了休,有时间了,应该把我多年来的心结写下来,作为对母亲的纪念。我如今也60多岁了,已步入老年人行列,“人固有一死”,母亲活着的时候我没能尽一点孝,我打算有朝一日死去之后,让子孙们把我的骨灰带回乡,葬在母亲坟墓旁,守在她老人家身边再也不离开。这就算我给子孙的一个遗嘱吧。

    2012年8月28日(阴历七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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