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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后”的尴尬与可能

2011-11-14 16:31| 发布者: 李小白| 查看: 2047| 评论: 0|原作者: 计文君

 
 
  将作家以十年为届做代际划分,惟一的好处是用以报刊标题,方便、醒目。虽然我对这一略显粗率的命名并不认同,却也能理解。它从一个角度,折射出最近30年,中国社会在迅速而深刻地变化着,以至于出生不过相差数百周的人,就拥有了迥然不同的成长环境和文化资源,进而影响到他们作品的整体样貌。这是一种从现象到现象的简单的比附思维,社会生活和文化资源与作家的关系,不是染缸和布匹,丢进靛缸里出来的就是蓝布。
  时至今日,以“0”后为标志的命名在丧失市场价值之后也成了旧话,出于讨论的方便,我们沿用这一称谓,但我将“70后”作家定义为:在中国文学结束上世纪80年代所谓“黄金时期”之后,开始文学实践、与中国的市场经济和消费文化一起成长的、非类型化写作的青年作家。
  所有整体性概念都是可疑的,他们,或者说我们(因为我在“他们”之中)之间的相异远远大于相似。然而,因为时间轴上的刻度被归类的“我们”,无疑有着某种共同的命运。
  我们面对着一个“全媒体时代”,“十分尴尬”。我们的评论家观察到的是:“被淹没感”往往替代了先锋新锐的意识感受力,被媒体牵引着关注社会热点和重大事件,纠缠于复杂沉重的社会现实与平凡无力的个人生存之间……整体上却呈现出某种程度的犹疑、徘徊和无力感”(郭艳《全媒体时代的青年写作及其境遇》)。我认同这样的描述。一方面,发达的传媒和海量的信息,渗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价值多元多得近乎虚无,小说家那一点儿可怜的个人经验和想象力,在中心离散、碎片化且以几何基数自我复制的现实面前,如同遭遇通货膨胀的货币,迅速贬值,生活变得比小说更小说;另一方面,叙事虚构已经成为产值巨大的文化工业,从事严肃叙事的小说艺术,边缘化得再推一推就掉进死亡之渊了——我们进退维谷,处境尴尬。
  面对市场、面对传媒表达出刚烈决绝的纯文学立场的小说家,我充满敬意。但我认为,“坚守”、“独立”这样不无理想主义殉道色彩的表达,只是对文学的抒情,而非建设性的认识,更不是摆脱尴尬处境的道路。当我们的小说叙事正在逐渐失去掌握现实的能力时,我们守在哪里,立于何处?
  “小说的叙事因素或讲故事的能力,表面上看似乎只是被文化工业、被电影、电视连续剧和报纸副刊上的通俗连载小说取代了。其实小说叙事形式的真正深刻的危机恰恰在于:我们身处其中的复杂的历史境况已经不再能够使用经典的小说叙述模式来加以描述”(耿占春《叙事美学》)。换言之,我们掌握的叙事方式,已无法掌握今天的现实,它失效了。我们的“无力”、“犹疑”、“徘徊”,固然有很多自身的具体原因值得检讨,但叙事本身的危机,我们拥有的叙事方式正在失效,却是更值得思考的深层原因。
  以贯穿中外文学史的小说题材——穷人的苦难为例,我们笔下的穷人在暧昧、淡漠、支离破碎的现实里,不明不白地受着苦。我们被质问:在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展现出的作家伟大的同情心,哪儿去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串闪光名字所代表的那份担当现实苦难的作家的良心,哪儿去了?
  低头摸摸,我们的良心肯定在。只是我们的穷人,是市场上的穷人,在一个制度化、世俗化、市场化的社会里,穷人的苦难只能是分配和再分配这样的经济问题,是社会福利和个税起征点问题,是政治民主、法律完善问题……一旦开启这个合理化进程,一切不过是时间问题,在此过程中,新闻记者可以随时发言,小说家如果不想撬行,那说什么是有意义的?
  如果我们在虚构叙事中还保有对真实的追求,那么就无法给予那些“被凌辱被损害”的穷人以道德上的优越感,更无法给予他们天国的光辉,当然,也没有能力把他们变成进步力量的象征,给予历史发展必然性的光明暗示,我们只能把他们书写为偶然的、卑微的、可怜甚至可笑的、意义微弱的一个受苦人的故事。而且我们的“一件小事”里,不再出现那个从皮袍下压榨出“小”来的“我”,启蒙赋予那个“我”的力量,在今天同样失效了。
  于是,我们返回自我的个体经验——这是“70后”作家、特别是女作家经常被人诟病的一点。我们悲哀地发现,曾在现代主义小说实践中因折射人类普遍精神困境而熠熠生辉的个体经验,在我们手里变得黯淡晦涩,难以与读者交流。不能苛求读者,他们正兴致盎然地跟着电视镜头寻找失踪的卡扎菲呢。在技术释放的巨大力量面前,我们的经验贬值了。
  固然如此,我们也未必就是“生于末世运偏消”,在我们的尴尬和困难里,也许埋伏着有待发现的可能性。
  全面探讨小说的叙事危机和未来的可能性,不是这篇文章所能完成的任务。但我们想寻求创作上的突破,在思考认识、态度乃至技术上的问题之外,以开放的姿态,做一些关于小说本体的思考,是非常必要的。小说的历史,某种意义上就是叙事“失效”与寻找新的可能性的历史——当巴尔扎克的方式失效时,福楼拜给了它新的可能性;当追求心理真实的意识流实践走向末路时,魔幻开始介入现实……小说这一文体的强大的自我更新能力,是由历代作家在充分继承文学遗产的前提下赋予的。用李敬泽的话说,“文学没有重新开始”,小说也不会从头再来,我们新的可能性,一定与悠久的人类叙事史密切相关。
  微博是“全媒体时代”的典型代表,但即时分享的只是信息,真实生命经验却被隔绝。信息造成了我们“经验的贫乏”(本雅明语)。小说的虚构叙事却有穿越媒介之网、抵达恍如寓言的存在真实的能力。在我有限的思考里,《红楼梦》和《我的名字叫红》这样的小说颇具启示性。《红楼梦》是作家动用中国所有精神遗产来进行的叙事冒险,“百科全书”绝不只是社会历史意义上的比喻;而帕穆克则向我们展现了当下的个体的经验穿透古老文化、打开人类生活的能力。于是,我想象这样一种小说:它以极具吸引力的故事和极富个人色彩的修辞,在真实世界和“太虚幻境”之间形成叙事空间,以复杂、多义的文本与变动不居的现时性和人类历史时间构成对位的互文关系……完成这样叙事的作家,既洞明世事,了解现实,又拥有伟大的梦想,通晓虚构的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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